引自商務印書館出版學術期刊CSSCI
伯希和在藏經(jīng)洞怎么“淘寶”
——從法藏敦煌卷子P.2001看法國東方學研究的傳統(tǒng)
王邦維
關鍵詞：伯希和 法藏敦煌寫卷子 法國東方學傳統(tǒng)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現(xiàn)今收藏的來自中國敦煌的一批寫卷和其他文物，數(shù)量巨大，是世界著名的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chǎn)，極為珍貴。其中的漢文寫卷部分，稱為伯希和漢文寫卷，占比最大，也最受研究者的重視。
這批漢文寫卷的第一號，抄寫的是中國唐代一位到印度求法，很有名的僧人義凈的著作《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這份寫卷排在整個伯希和漢文寫卷的首位，具體編號是P.2001。
法藏敦煌寫卷P.2001 卷首部分（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提供）
一份寫卷，排號在第一或者在第二甚至隨便排多少號，似乎沒有什么可奇怪。
但這里我有一點想法，想就此提出一個問題：法國所藏的伯希和漢文寫卷那么多，《伯希和目錄》一共5579個編號，排在第一號的，為什么會是這份《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寫卷，而不是其他的呢？①伯希和漢文寫卷的編號，是伯希和自己給出的。這個第一號，是伯希和隨隨便便給出的嗎？
這個問題，以前從沒有人提出過，我現(xiàn)在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有點奇怪，雖然奇怪，我還是想提出來。因為我認為，這件事，不僅與伯希和有直接的關系，細究起來，也與法國的東方學研究傳統(tǒng)有關。
下面是我的看法。
眾所周知，伯希和從敦煌藏經(jīng)洞弄走了大批的寫卷，當然也還有其他一些東西，伯希和把它們最后都帶回到巴黎?；匕屠枰院?，伯希和為寫卷編了目錄，稱作《伯希和目錄》，2000號以前留給了非漢文，即藏文文獻， 2001號開始，是漢文文獻。漢文文獻的第一號，即P. 2001。這個第一號，伯希和為什么就給了《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當然，最簡單的解釋，這不過是一個偶然的結果。但我覺得，問題似乎不是這么簡單。
說問題不是這么簡單，是因為，在我看來，當時在伯希和的心里，顯然很注意和在意這個東西，在伯希和看來，這部書很重要。
如果還原到當時的場景，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設想：伯希和從中國回到巴黎，著手編目，在他面前，這么多文書，他編目時，是見一卷取一卷，隨手拿起一份就給一個號呢，還是孰先孰后，多少有所考慮，工作時有一定的規(guī)矩呢？伯希和是一位學者，而且是一位思維細密的學者，他工作的方式，我以為一定是后一種。我甚至認為，伯希和從敦煌帶走這些文書的過程中，包括最初的揀選、裝箱，到法國后開箱，他都有一定的工作程序和規(guī)范。如果不是這樣，伯希和恐怕就不成其為伯希和。
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設想：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2月，伯希和到達敦煌莫高窟。經(jīng)過一番說服工作，莫高窟的王道士允許他進入藏經(jīng)洞并挑選一部分帶走，于是他一下得到了一個萬年千年都難逢的機會：在他面前，一大堆價值連城的古寫卷和古絹畫等寶物，有機會拿走一部分，但又不能是全部，機會難得，怎么辦？都是寶物，如何“淘寶”？挑哪些拿走，收獲才算最大，最不虛此行？這些具體的問題，一定都在伯希和當時的考慮之中。我們看伯希和在在藏經(jīng)洞中的工作照片，就是這樣。他時間有限，只能緊張地一個一個檢查寫卷，看是什么內(nèi)容。手邊一個小本，做簡單的記錄。有的趕緊挑出來，同時做記錄；有的當時就放棄。已經(jīng)挑出來的，還要分為首選或是次選。挑出來后，最后還得與王道士談好交易的條件，從洞里取出來，趕緊裝箱，裝箱時也不能太亂，因為考慮到回去還要整理。伯希和為此做了記錄?；氐桨屠?，他編目時最初的工作基礎，就是這些記錄，包括他當時的工作筆記和日記。②
伯希和，1908年3月3日
伯希和在藏經(jīng)洞里翻檢寫卷的情況，在他的日記里有逐日的記載。他發(fā)現(xiàn)《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是在他進入藏經(jīng)洞的第十二天，即1908年 3月 14日。在這天的日記里，他提到他發(fā)現(xiàn)了“義凈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還說他特地把《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與其他十件寫卷一起“單獨放在一邊”。這十件寫卷中，第一件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第二件他認為也與玄奘有關，第三件即《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③其他幾天的日記中，伯希和還多次提到義凈以及義凈翻譯的佛經(jīng)。
伯希和在檢閱寫卷時，其實有他自己的一些關注點，其中的重點之一就是中國求法僧的著作。對此伯希和也專門講到了：
這次對佛教文獻的大搜羅中，特別吸引我注意的還是那些取經(jīng)進香人的游記。有關在他們之中的最著名者玄奘的材料?！?br>我既未遇到有關法顯的著作，也未找到有關悟空的任何材料。但在藏經(jīng)洞中，義凈卻由《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一種漂亮寫本所代表，這就是由高楠順次郎先生翻譯過的那部著作。您知道，義凈著作的現(xiàn)有文本并非是無可指責的，高楠先生頗有成效地使用了 18世紀寫成的注釋。它們是由日本詮釋者于 18世紀寫在一種單獨的稿本中（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因此，我希望我發(fā)現(xiàn)的寫本會提供某些好的寫法。④
伯希和的這些話，寫在他 1908年3月26日給法國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主席，也是伯希和擔任這次考察任務的推薦人塞納（E.Senart）——當時法國很有名的一位印度學家——的信中。⑤伯希和 3月 3日進入藏經(jīng)洞，他在藏經(jīng)洞里挑選寫卷和其他文物的工作，就結束在這一天。
伯希和見到《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為什么立即就表現(xiàn)出這樣大的興趣，顯然與當時歐洲的學術研究狀況，以及他早期所受過的學術訓練有關?？梢栽O想，當伯希和在藏經(jīng)洞里堆積得幾乎像小山一樣的寫卷中發(fā)現(xiàn)了玄奘《大唐西域記》和義凈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他一定很興奮。
在歐洲研究東方學、印度學的學者中，注意到《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學者不止一位，但其中最突出的應該說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德裔學者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所有這些，又與日本學者有關。
馬克斯·繆勒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歐洲在東方學尤其是印度學研究方面很有影響的一位學者。馬克斯·繆勒不懂中文，但他在東方學研究方面學識廣泛，尤其是在與日本學者——大多是明治時代到歐洲留學的年輕的日本學生——的接觸，使他對漢語佛教文獻有了很多的了解。他注意的不僅是保存在印度的梵本佛經(jīng)和佛經(jīng)的漢譯，也注意在漢語文獻中保留的求法僧著作。在此稍早一些時候，也已經(jīng)有學者做過《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一些段落的翻譯，如英國的比爾（S.Beal）和俄國的瓦西列夫（V.P.Vasil’ev）。
馬克斯·繆勒的主要領域是研究印度宗教?！赌虾＜臍w內(nèi)法傳》是研究印度佛教——有些地方超出佛教——的重要文獻，所以馬克斯·繆勒很希望有人能把《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翻譯出來，為印度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研究提供新資料。
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完成這項任務，馬克斯·繆勒最寄希望的，是日本的學者。這很自然，馬克斯·繆勒當時已經(jīng)跟日本的學者有了一些聯(lián)系。他找到的——或者也可以說是日本學者找到了他——是日本明治時代的三位學者：笠原研壽（Kenjiu Kasawara）、藤島了隱（Ryauon Fujishima）和高楠順次郎。三位都是日本最早到歐洲留學的年青人，都有僧人的身份。
笠原研壽與高楠順次郎都跟馬克斯·繆勒學習梵文、印度學和宗教學。笠原研壽翻譯《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僅完成了一部分，就去世了。最終完成這個任務的，是高楠順次郎。高楠順次郎在馬克斯·繆勒的指導和幫助下，把《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完整地翻譯為英文，他不僅翻譯，同時還撰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言和做了詳細的注釋。⑥
為了《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翻譯，馬克斯·繆勒給高楠順次郎寫了一封長信，作為序，放在英譯《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書前。以馬克斯·繆勒當時的地位和影響，他的推介使得《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很快就受到了歐洲的東方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的學者的注意和重視。書出版后，很快就有了不止一篇書評，撰寫書評的學者中，包括當時德國著名的印度學家巴特（A.Barth）。高楠順次郎自己，雖然當時還年輕，由此也在歐洲學術界有了影響。在英譯《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正式出版的同年，高楠順次郎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提交的博士論文，就是他翻譯《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時所撰寫的那篇導言。這篇導言，前后不過二三十頁，高楠能夠以此申請德國的博士學位并獲得成功，足見高楠的翻譯和研究被當時的東方學學術界認可的程度。此后高楠順次郎回到日本，被聘為當時建立還不久的東京大學的講師，再后來被聘為東京大學首次設立的梵文及印度哲學講席教授。高楠順次郎在歐洲學習和研究的這段經(jīng)歷，成為他一生學術事業(yè)的基礎。明治時代的后期到昭和時代的前期，高楠順次郎無疑是日本現(xiàn)代學術佛教研究的領袖人物之一。他主持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學術著作，對于今天研究佛教的學者，其意義自不待言。
高楠順次郎英譯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在歐洲出版的時候，伯希和不過十八歲，剛進入大學。他進入東方學研究的圈子雖然還不算久，但對相關研究的情況，無疑很熟悉。伯希和完全清楚《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在學術上的分量。
不過這還只是一個方面的情況。伯希和是法國學者，他學術上的成就和取向，代表的是法國的東方學學術傳統(tǒng)。伯希和有自己的師承。從師承方面講，伯希和能夠迅速注意到義凈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與他的老師沙畹（Ed．Chavannes）直接有關，因為就在高楠順次郎英譯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在英國牛津出版兩年之前，1894年，沙畹在巴黎出版了義凈的另一重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法文譯本。⑦這是沙畹早期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沙畹翻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了當時法國另一位最有名印度學家烈維（Sylvain Lévi）的影響。烈維也是伯希和的老師之一。伯希和一生的學術研究中，也可以不時看到烈維的一些影子。
作為沙畹的學生，伯希和當然熟悉沙畹所有的學術著作，包括沙畹翻譯的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對于這個時期法國乃至歐洲的東方學，尤其是其中的漢學，沙畹有著多方面的影響和貢獻，他被公認是這個時期法國漢學的領頭人。而且，沙畹的成就還不僅僅體現(xiàn)在他個人的研究成果上，他培養(yǎng)出的學生，有的非常杰出，伯希和就是其中之一。關于沙畹，幾年前張廣達教授曾經(jīng)做過詳細的介紹。⑧
除了義凈的著作，在檢閱和挑選藏經(jīng)洞文物主要是寫卷的過程中，伯希和很注意的還有玄奘等所有中國求法僧的著作。這一點，上面所引伯希和自己的敘述中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重視研究中國求法僧的著作，從來就是法國漢學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法國的印度學界——的一個好的學術傳統(tǒng)。最早把《法顯傳》和《大唐西域記》翻譯為法文介紹給歐洲學術界的，就是法國早期東方學研究的兩位學者，一位是雷慕沙（Abel Rémusat），翻譯的是《法顯傳》；一位是儒蓮（Stanislas Julien），翻譯的是《大唐西域記》。雷慕沙公認是近代法國漢學研究的創(chuàng)始人。儒蓮是雷慕沙的學生，也很有名。今天法蘭西學院為漢學研究設立的大獎，就以儒蓮的名字命名。對于伯希和而言，他們都是自己需要追隨的前輩。伯希和從沙畹那里所繼承的學術傳統(tǒng)，最早就可以追溯到此。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現(xiàn)在是不是有理由這樣說：敦煌藏經(jīng)洞里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排在伯希和漢文寫卷的第一號，其中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成分。這件事，雖然看起來不算要緊，但細細講來，卻與當時英國、法國乃至歐洲的東方學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史有關。問題雖小，但以小而見大，可以增加我們對敦煌研究最初情況的了解。其中的細節(jié)，其實也可以說是敦煌學學術史的一部分。
在二十個世紀前期所編的幾種最主要的敦煌寫卷目錄中，我以為伯希和的目錄最值得注意。說值得注意，有幾個原因。原因之一，是伯希和進入藏經(jīng)洞時，除了王道士取走交付斯坦因的那一部分外，大部分寫卷還保留在最初的狀態(tài)中。這看照片就可以知道。王道士沒打算把所有的寫卷都給伯希和，伯希和可以做挑選，也只能做挑選。而這個時候的敦煌寫卷，數(shù)量還多，還有足夠的挑選余地。原因之二是，伯希和不僅是內(nèi)行，而且是一位不一般的內(nèi)行，這個挑選寫卷的過程，他在當時關心什么，注意什么，很大程度上就體現(xiàn)了伯希和的學養(yǎng)和學術見識。同樣都是從藏經(jīng)洞的寶藏中“淘寶”，斯坦因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斯坦因是梵文和考古的專家，但他不懂漢文，更談不上有多少相關的知識。面對漢文寫卷，斯坦因當時能依靠的只有蔣師爺。蔣師爺雖然有一定的文化，但不是學者，與伯希和相比，他哪知道什么學術，遑論歐洲的東方學及漢學研究。面對藏經(jīng)洞里的寶物，斯坦因當時的注意力，實際上更多地集中在佛教的藝術品和非漢文寫卷部分。雖然出于直覺，斯坦因感覺到漢文寫卷也很重要，但哪些最重要，為什么重要，他完全沒有判斷力。斯坦因掠獲的敦煌寫卷，運回倫敦后，最早的比較完整的目錄，由小翟理思（L.Giles，或稱翟林奈）編成。從小翟理思編的目錄看，小翟理思編目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別的學術考慮，真的就是見一卷編一卷。何況與當年的伯希和比，小翟理思的學術水平也差得太遠。至于當年京師圖書館，也就是今天的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卷，最初由陳援庵先生編為《敦煌劫余錄》。陳援庵先生的學問水平固然很高，但他面對的，是一大堆早已經(jīng)過多人多次挑選，最后留下的“劫余”之物，其中雖不能說沒有“漏網(wǎng)之魚”，仍然有價值的好東西，但好東西畢竟不多，面對這樣的情形，陳先生不可能有更多的考慮，因此他的編目，次序也完全隨機。這一點，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三個目錄，雖然一樣都是目錄，其實是有差異的，差異背后反映出的問題，也涉及歐洲東方學背景下的敦煌學研究的學術史。這一差異，還表現(xiàn)為一個結果，那就是，雖然都是從藏經(jīng)洞里出來的東西，整體而言，法藏的好東西最多，英藏次之，相比之下，北京的收藏雖然整體上數(shù)量最多，質(zhì)量卻要差不少。細究起來，這中間反映出的，真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的另一個側面。⑨
最后說明一下，以上所談，部分內(nèi)容見于拙文《再談敦煌寫卷P. 2001號：學術史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書名》。原來討論中的一些細節(jié)和段落，在這里也有所修改和補充。⑩
①據(jù)《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但耿升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書中耿升撰寫的“代序”說，據(jù)《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伯希和漢文寫卷編有4040號?！恫：投鼗褪吖P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21頁。為此我問過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的羅棲霞（Julie Lechemin）女士，她用電郵告訴我，法國國家圖書館目前編成的伯希和漢文寫卷目錄共包括有6040個編號。不過，雖然前面的大部分編號可以確定由伯希和自己給出，但伯希和給出的編號究竟是到哪里為止他們也不清楚。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成的目錄出版都是在伯希和去世以后，也大部分不是伯希和自己編的。
②筆記和日記在伯希和身后由法國學者整理了出來，成為兩種書。兩種書都有漢譯本：一種即前面提到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另一種是《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也是耿升翻譯，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③《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490頁。
④《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420頁。伯希和還講，他得到王道士的允許，進入藏經(jīng)洞，一下見到這么多寶物，第一個反應是，“我于是便迅速作出了決定，必須至少是簡單地研究一下全部藏經(jīng)。我應該在此完成這項工作。從頭到尾地展開收藏于此的15000—20000卷文書，這是無法想象的。我即使用 6個月的時間也無法完成它。但我必須至少是全部打開它們，辨認每種文書的性質(zhì)，看一下在何種程度上能有幸為我們提供新文獻。然后將它們分成兩份，其一是精華和高級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讓他們出讓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盡量爭取獲得的部分，而在無奈時也只得放棄的部分。”《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 414頁。伯希和顯然一開始就考慮到了要怎么選取和帶走他認為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寫卷。伯希和這一段話，說明他當時注意的對象，除了玄奘和義凈以外，還有法顯和悟空。他希望在藏經(jīng)洞找到這幾位中國僧人記載他們求法經(jīng)歷的著作，雖然藏經(jīng)洞里確實沒有發(fā)現(xiàn)有后兩位僧人的著作。再有，伯希和提到高楠順次郎《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英譯時所說的日本18世紀的注釋，是指日本江戶時代著名的佛教學者慈云尊者的著作《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解纜鈔》。伯希和顯然很希望在藏經(jīng)洞里能夠發(fā)現(xiàn)新的《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的寫本，解決一些“文本”上的問題。伯希和真是有心人。
⑤這封信在《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書中的標題是《敦煌藏經(jīng)洞訪書記》。
⑥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A.D.671-695) by I-tsing, translated by J. Takakusu, with 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 Professor F. Max Müller,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896.
⑦Mémoire compose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沙畹的法譯本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第一個西文譯本，法譯本包括導言和詳細的注釋，是一部標準的學術著作。
⑧張廣達：《沙畹——“第一代全才的漢學家”》，《史家史學與現(xiàn)代學術》，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4—175頁。
⑨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頁。
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 5期，第 33—39頁。
原文發(fā)表于樂黛云、[法]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48輯，第14-24頁。
公眾號鏈接：《跨文化學》第460期